攻克定陶一仗,打得十分勇猛。但是,由于胜利,前线部队中开始滋长一些骄傲自满的情绪,有的指战员也开始不检点,个别部队的斗志有所松懈,军民和官兵的团结也出现了问题,一些部队在动用民力方面不注意维护群众利益。这些问题如不及时解决,必定会给人民解放事业造成极大的损失。邓小平感到侵害群众利益的问题已有一定的普遍性,必须开一次整顿纪律、增强斗志的会议。
9月10日这天正好是中秋节,三纵司令员陈锡联、六纵司令员王近山、七纵司令员杨勇接到会议通知后,高高兴兴到司令部开会,他们满以为陇海、定陶这两仗打得不错,也打得很辛苦,战果也不小,开会又逢过节,可以到“野司”去吃月饼了。一到开会的地方,他们却有一种异样的感觉,觉得气氛非常严肃。当各纵队首长纷纷要和邓小平握手时,邓小平说:“这次开的是不握手会议。”一时间各纵队首长面面相觑,不知所云。
会议一开始,邓小平就开宗明义地说:“今天我们把大家请来,不是欢度佳节,庆祝胜利,而是要开一个不握手的会议。我们不要以为打了两个胜仗就沾沾自喜,握手言欢,心满意足,你好我好,什么都好,要更多地想想自己的不足。邯郸出发以来,我们的工作做得怎样,群众纪律怎样?军民、官兵的团结搞得好不好?部队的指挥和战斗作风还存在哪些问题?希望大家就此发言吧。”接着,刘伯承司令员、李达参谋长和张际春副政委先后发言,指出部队中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办法。会议从上午开到中午,又从饭后开到下午一两点。听说敌人五军和十一师逼近了,但就是不散会。趁着会议休息,陈锡联找到杨勇说:“人贵有自知之明。今天咱俩不做自我批评,恐怕就散不了会!”杨勇也表示了同感,他对陈锡联说:“一会儿我先检讨。”回到会场,杨勇首先发言说:“七纵军民、军政关系不好,仗也打得不好,所有这些我全都负责,我回去好好进行整顿,提高斗志。”
陈锡联接着杨勇的话,也在会上作了检查,并说:“三纵发生的问题,全都由我来负责。”
听到这里,邓小平感到会议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和效果,说:“会议就开到这里,现在散会”。
几十年后,曾经参加这次“不握手”会议的杨勇这样说道:这次召开的“不握手”会议,虽然月饼没吃着,但自己所受的教育是终生难忘的。
第二次“不握手”会议:搞社会主义怎么能等呢?
第二次“不握手”会议是在1975年3月召开的。
1975年,当时全国的经济形势非常混乱,国民经济积累下来的问题千头万绪。在众多的严重问题中,铁路问题尤为突出。
2月25日至3月8日,邓小平主持召开全国各省、市、自治区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,会议的议题就是解决铁路运输问题。
3月5日,邓小平到会讲话。这一天,听说邓小平要来参加会议并讲话,会议代表们早早便聚集在会议厅里,许多人都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。他们期待邓小平的全面整顿能有起色,期待着工交部门来一个大的改观。
邓小平提前几分钟快步走进会议厅,微笑着向大家点头致意。这时,几个省、市、自治区的领导人走上前来,要与邓小平握手。只见邓小平迅速地举起左手在空中摇了摇,对大家说:今天不握手了,因为工业形势很不好,等你们的工作搞上去再握手吧。邓小平的几句话,使大家深受震撼,都怔怔地望着他。
这时,邓小平又走近几步,用一种忧虑的目光望着大家说:一个国家,没有物质基础,形势不好啊。说完这句话,邓小平在沙发上坐了下来,面对在场的工业战线上的干部说:现在有一个大局,全党要多讲。第一步到1980年,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;第二步到20世纪末,也就是说,从现在算起还有25年时间,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、现代工业、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。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。这就是大局。
邓小平停了停,又提高嗓门说:“听说现在有的同志只敢抓革命,不敢抓生产,说什么‘抓革命保险,抓生产危险’。这是大错特错的!”
他严肃地问道:“目前生产的形势怎么样?”接着,他从农业谈到工业,谈到第四个五年计划,谈到铁路运输的情况。他声色俱厉地说:“现在闹派性已经严重地妨碍我们的大局。要把这个问题摆到全体职工面前,要讲清楚这是大是大非问题。这个问题不解决,光解决具体问题不行。”他明确指出:对那些派性严重的人,要进行教育;对那些闹派性的头头,利用派性浑水摸鱼,破坏社会主义秩序,破坏国家经济建设,在混乱中搞投机倒把、升官发财的人,必须严肃处理。邓小平强调:“解决铁路问题的经验,对其他工业部门会有帮助。对于当前存在的问题,要有明确的政策。要从大局出发,解决问题不能拖。拖到哪一年呢?搞社会主义怎么能等呢?”
邓小平的这个讲话和在他的授意下起草的、并经过他审定的《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》,对全国的铁路整顿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。到4月份,铁路运输严重堵塞的局面基本扭转,当时全国二十几个路局除个别外,都超额完成了运输任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