发起多种多样的社会组织，辅助社会动员和治理，推动法律制度实施，是中国共产党自苏区以来形成的重要经验。延安时期，中国共产党运用社会组织辅助社会治理的经验更为成熟，在抗日救国的总目标下，成立有救亡、文化、宗教，以及工农学商等各类社会团体及组织50余个。为了发展生产，在农村地区建立起“互助组”，实行集体生产劳动，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。在工商业中，建立起各种“合作社”，通过一系列章程，有效地实现了手工业者和商人的组织化，优化了人力物力配置，也方便了社员之间的消费流通，改善了人民生活。为了应对灾荒，边区政府领导群众设立“义仓”，组建义仓管理委员会，以积谷备荒的群众互济组织形式，在平收和丰收年陆续存粮，准备歉收和荒年时调剂粮食，免除群众恐慌。为了禁毒戒烟，陕甘宁边区让有烟瘾者参与生产劳动，通过社会团体组织群众运动，以村民大会、市民大会等形式，甚至发动妇女、儿童等做劝诫运动，取得了很大效果。边区还建立了“回民文化促进会”“蒙古文化促进会”等文化组织，通过举办民族文化活动，联系少数民族同胞，促进了民族融合。

民主是延安时期的核心话语，也成为优化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。延安时期实行“抗日民主制”，在团结抗战的主旨下，实现了对社会各阶层更广泛的代表性。“三三制”实行以后，更多群体实现了政治参与，以民主协商优化了社会治理。在征粮中，发扬民主是最重要的经验，前期调查中由干部、参议员、群众等组成民主的“征粮评议会”，确保调查材料的公正，较好地协调了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冲突。充分调动各种社会力量，运用民主协商的方式，较好地解决了社会纠纷。各根据地虽然都建有司法机关，但并未单纯依靠司法解决社会纠纷。在陕甘宁之关中分区，“县上要成立调解委员会，由抗联会主任、一科长、审判员、驻军民运股长、常驻会议员、劳动英雄和有威望的人士当委员，抗联会主任兼主任，调解没有解决的案件”。通过社会有声望的人士主持调解，较好地化解了纠纷。将民主协商的方式引入社会治理，很好地发挥了人民群众的主体性，实现了公共事务决策中的上下互动，使党的社会政策更有说服力，进而得到民众发自内心的真诚拥护。

延安时期的社会治理，不仅有正式性的法律制度以及政治化的社团与民主，还创造性地通过文化这一柔性的方式辅助社会治理。

　　这其中，作为大众化文化教育的“冬学”成为重要的治理方式。在太岳，“冬学”不仅是教书识字，更是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，辅助社会治理，“群众曾经因为支差不公，使他们不安心学习，‘冬学’教员就给他们讲支差条例；讲罢就由大家讨论，本村支差有些什么问题，干部不公，先由干部进行自我检讨，再由群众公议支差办法，以后就根据这个办法去做”。展现新时代的秧歌舞、秧歌剧也成为治理的重要方式。在关中分区，新秧歌剧成功促进了“二流子”改造。白塬村的一个“二流子”转变得不算很好，只计划开八亩地，剧团把他的事编在戏里，但把他写得比较好些，他看了后回去就把生产计划改为二十八亩，说：“再不多开荒，不但对不起政府，也对不起剧团。”在子长，第一完小在该县西区演“二流子转变”的秧歌时，帮助区政府劝导了一个姓谢的“二流子”，“二流子”说：“对，只要你们不嫌我，我决心改正，你们都帮助我。”

　　文化教育的引入，成为延安时期社会治理的一个新创造，无论是反对巫神、破除迷信，还是改革“缠足”旧习，抑或是对“二流子”的改造，这一诉诸情感、心理的方式，都发挥了非常积极的效用，被西方学者裴宜理概括为中国共产党社会动员或社会治理的“情感模式”，它在潜移默化中实现了人心的“改造”，进而在更深层次上实现了社会治理的目标。